博喜文（Michael Borchmann） 德國黑森州歐洲及國際事務司前司長、中國國際投資促進中心（德國）高級顧問、法學博士
2020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發表的講話獲得了海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他宣布，中國將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與他2017年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開幕式上發表的關于多邊主義的演講相似，此次演講所傳遞的信息也引起了全球熱議。氣候保護主義者對此表示驚嘆，甚至德國綠黨也贊不絕口。
對此，彭博社新聞稱這是“有史以來全球最具雄心的氣候保護目標。”《紐約時報》評論稱：“這個讓許多專家感到驚訝的宏偉目標將顯著減緩全球變暖的進程。”英國廣播公司表示：“這一承諾被視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重要一步。”德意志廣播電臺則將習近平傳遞的信息視作“全球氣候政策的突破”。
1994年，中國和德國簽署了《環境保護合作協定》，2000年兩國又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政府環境保護聯合聲明——行動議程》。并且在此基礎上，兩國自2006年起開展了中德戰略環境對話并在2010年7月發表《中德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伙伴關系的聯合公報》，對前者進行了深化和補充。十余年來，中德兩國在雙方環境部的牽頭下建立了緊密的氣候伙伴關系。德國國際合作機構（GIZ）稱：“自開啟有關《巴黎協定》的談判以來，中國通過國內減排、適應氣候變化以及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等嘗試，逐步發揮了引領作用。”
2005年，中國與歐盟建立了氣候變化雙邊伙伴關系，這為中歐雙方在相關領域的對話合作提供了更高級的政治框架。這一伙伴關系通過2010年發表的《中歐氣候變化對話與合作聯合聲明》和2018年公布的《關于為促進海洋治理、漁業可持續發展和海洋經濟繁榮在海洋領域建立藍色伙伴關系的宣言》得到了進一步深化。
此外，早在2014年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訪華時，習近平主席就提出中國將自2030年起逐步降低碳排放量的目標。這一聲明為《巴黎協定》的簽署奠定了基礎。數月之后，李克強總理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提交了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自主貢獻文件。
如果閱讀過《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就會看出中國及其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應對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方面的嚴肅態度。從整體上看，這部涉獵廣泛的著作是一個負責而極具遠見的二十一世紀中國發展方案。該書第三卷中的一章里收錄了習近平主席有關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必要性的論述。其中第一篇文章《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必須堅持的原則》就已經明確闡述了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習近平回顧稱：“人類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以來，傳統工業化迅猛發展，在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加速了對自然資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態系統原有的循環和平衡，造成人與自然關系緊張。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一些西方國家相繼發生多起環境公害事件。”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了更好地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習近平提出了六點原則：
一是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要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
二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對沿用粗放增長模式、吃祖宗飯砸子孫碗的事，絕對不允許再干。這并非空話，習近平在文中提出了明確要求：對生態破壞嚴重、環境質量惡化的區域必須嚴肅問責。
三是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把建設美麗中國轉化為全體人民自覺行動，動員全社會都以實際行動減少能源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
四是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這個生命共同體是人類生存發展的物質基礎。要從系統工程和全局角度尋求新的治理之道，深入實施山水林田湖草一體化生態保護和修復。
五是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習近平指出，中國生態環境保護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大多同體制不健全、制度不嚴格、法治不嚴密、執行不到位、懲處不得力有關。他在文中特別強調：“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對那些不顧生態環境盲目決策、造成嚴重后果的人，必須追究其責任，而且應該終身追責。
在第六條原則中，習近平將目光投向全球，體現了他對多邊主義和共建未來的倡導。習近平說，應對氣候變化需要世界各國同舟共濟、共同努力，任何一國都無法置身事外、獨善其身。要共同構筑尊重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共建清潔美麗的世界，要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讓“生態文明”的理念和實踐造福沿線各國人民。
除上述基本原則之外，這一章中還有許多寶貴的思想、方案以及在生態領域的具體建議。因此，讀過2018年發表的《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人不會對習近平在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講內容感到意外。恰恰相反，這完全符合其一貫的主張，即向水污染、空氣污染乃至垃圾污染宣戰，同時致力于清潔能源的發展。為了更充分的論述，不妨再提兩篇文章，其一是《共謀綠色生活，共建美麗家園》，其二是《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主要目標任務》。讀罷這些明確而堅定的文章，人們就會深信不疑，中國已經果斷地將保護自然資源作為其政策的核心關注點。這不是出于政治考量，而是出于其深刻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