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論壇】
作者：楊海（華北電力大學國家安全與制度反腐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發展與安全可謂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鳥之兩翼，車之雙輪”。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發展和安全并重，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動。”同時還指出：“努力實現發展和安全的動態平衡，全面提高國家安全工作能力和水平。”這為我們深入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實現發展和安全的動態平衡提供了方法論指引。
發展和安全的動態平衡問題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歷久彌新的問題。沒有安全作為保障，發展就無從談起；沒有發展作為動力，安全也難以為繼。黨要鞏固執政地位，就必須把保障國家安全作為頭等大事。只有國家安全得到保障，才能為發展創造和諧穩定的內外部環境，在社會發展和技術進步中提高捍衛安全的能力水平，實現安全與發展的良性互動。
社會治理能否持久滿足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安全需求，這是檢驗發展和安全動態平衡的一塊“試金石”。當前，經濟社會與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各種新業態新模式“你方唱罷我登場”，在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時，也積累了巨大的安全隱患。例如大數據的發展方便了居民生活，但蓄積了隱私泄露的風險；網約車便利了居民出行，但增加了出行安全的風險；移動支付化解了沒帶現金的尷尬，但積累了“無現金”社會的倫理道德風險。電子商務、移動出行、互聯網金融等新業態新模式所引發的許多爭議，本質上都是發展與安全的問題，都需要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視域下尋求一種動態平衡——既給新業態新模式足夠的創新和發展空間，又不至于放任其野蠻生長，威脅民眾乃至國家的長遠利益。
安全需要發展，發展必須安全，促進二者實現動態平衡，正是社會進步的一般規律。馬克思通過闡明社會基本矛盾運動這一基本原理，深刻揭示了人類社會何以能從原始社會逐步邁向更高級的社會形態的運行機制。在這一過程中，生產力作為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平衡關系從起初的適應，到后來的不適應，又到新的適應……如此循環往復，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以至無窮，進而構建了人類社會歷史演進中的發展與安全動態平衡的辯證圖景。
發展和安全的動態平衡是總體國家安全觀理論的鮮明特色。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提出了要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其中，這11種安全要素相互作用又高度關聯，只要其中的任何一種安全要素面臨威脅，就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其所產生的風險連鎖聯動效應則可能牽扯到其他一種或多種安全要素，進而產生結構性矛盾、系統性危機。我們既要密切關注現實的可見的安全風險，還要有強有力的舉措，創新全程跟蹤式的常態化治理機制，應對日益顯現的新型安全風險。
實現發展和安全的動態平衡，要堅持系統思維，在構建大安全格局中妥善應對那些錯綜復雜、盤根錯節的結構性風險。當前，我國正處于新的發展階段，在社會轉型分化之快與新的結構整合機制發育緩慢之間形成的不同步、不協調、不適應，必然會引起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思想觀念等方面的深刻變革。其中，結構性風險就是這一特定時期社會發展整體轉型與變遷中涌現出來的發展和安全失衡問題的集中體現。例如，由恐怖主義導致的安全風險并非單一的境外安全問題，而是境內外安全風險相互交織而產生的綜合性的消極后果。就帶有非傳統安全特征的生態安全風險而言，在一定情形下，水體或空氣的跨境污染有可能會導致國家間關系緊張，進而使這種非傳統安全風險最終演變成傳統的國家政治安全風險。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中國是世界舞臺上的一個大國，實現民族復興必然要求不斷創新、開拓進取，但同時又要堅決避免犯“顛覆性錯誤”，這就要求充分運用系統性思維，堅持“穩中求進”總基調，富于前瞻性地統籌應對國家安全風險中深層次、多維度、復雜化的結構性風險。“穩中求進”中的穩是基石，是致遠的前提，“穩中求進”不是無所作為，而是要奮發有為、以進促穩。從根本上說，“穩中求進”就是要處理好“穩”這個“不變”與“進”這個“變”的關系，以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各式各樣的風險挑戰，力圖保持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動，推動“中國號”巨輪行穩致遠。
《光明日報》（ 2020年12月16日 11版）
